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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的太阳神崇拜
所属分类:探索故事    发布日期:2012/12/17 17:23:00   点击次数:2204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商周祭祀坑分别出土的金杖和金冠带上,都錾刻有以“人头、鸟、鱼和羽箭”为母题的图案。这种图案多被称为“射鱼纹”,因其内涵神秘复杂而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本文谨就这种图案的含义兼及三星堆文化的太阳神崇拜问题,略作论述。
  
  一、古蜀金器“人头、鸟、鱼和羽箭”图案的探索
  
  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大批青铜器、玉器和金器里,有一件编为Kl:1号的金壳竹杖,系用纯金皮包卷竹芯制成。金杖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图案,分为三组,用双钩法錾刻出以人头、鸟、鱼和羽箭构成的纹饰。金杖长1.42米,直径2.3厘米,金壳重463克(图一:1)。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区“梅苑”地点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里,有一件编为2001CQJC:688号金冠带,表面錾刻四组有“圆圈、鸟、鱼和羽箭”构成的相同图案。金冠带直径19.6—19.9、宽2.68—2.8、厚0.02厘米(图一:2)。
  
  值得注意的是,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而成都金沙祭祀坑的年代则为西周时期。这两件不同时代和地点出土金器上所刻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金冠带上的“圆圈”则是“人头”纹简化的结果。这种以“人头、鸟、鱼和羽箭”为母题的图案,构图奇特,内涵神秘,因而引起学者们的热烈讨论,目前主要有鱼凫联盟说、部族兴旺说、萨满升天说、太阳渔猎说等四种看法。

  我们认为,三星堆、金沙祭祀坑出土金杖和金冠带上錾刻的“人头、鸟、鱼和羽箭”图案所构成的母题,标志着这四种“不同要素结成一个新的完整含义”,被古蜀先民数百年间在不同地区信奉不改,因而就显示着重要的宗教意义。世界各地古代宗教礼器上刻铸的特殊图案,大都以象征的手法来展示古代人类的宗教信仰,这些信仰无不与古代人类对自身和宇宙世界的认识相关。因此,要想揭开古蜀金器“人头、鸟、鱼和羽箭”母题图案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就必须把它放到三星堆、金沙祭祀坑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和宗教信仰的大环境里,结合我国古代丰富的文献典籍去作深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较为确切、合理的诠释。而三星堆、金沙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神树、人身形铜牌饰、四鸟环日金饰和帽圈有弧形芒状饰的立人铜像等典型器物㈣,无不以鲜明的手法共同展示着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古蜀先民的太阳神崇拜。如果把金杖、金冠带图案与古蜀先民的太阳神崇拜相联系,“人头、鸟、鱼和羽箭”母题图案所蕴涵的深刻意义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古蜀金器“人头、鸟、鱼和羽箭”母题图案新解
  
  我们兹将金杖、金冠带“人头、鸟、鱼和羽箭”母题图案的各个“要素”在古蜀先民太阳神崇拜中的具体含义,分别说明如下:
  
  1.“人头”纹是太阳神的象征
  在金杖图案的最下端刻有三个并列的“人头纹”,均头戴齿冠,耳有附饰,眉目清晰,大嘴张开,满面笑容。人头的上下各有两道平行线纹,其间则用勾云纹相隔。它们头上的齿冠与金沙祭祀坑2001CQJC:17号立人铜像头上的弧形芒状纹以及2001CQJC:477号四鸟绕日金饰内圈分布的旋转齿状光芒相似(图二:1、2)。这些纹饰都是太阳运行时光芒四射的象征,而太阳在古今图画里也常被画成满面笑容的人面状。故陈淳先生认为金冠带上的“圆圈有可能是太阳的象征”,是正确的。
 
  太阳是人类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最大天体,也是世界万物生命的源泉。因此,世界各地的古老民族都普遍存在着太阳神崇拜的宗教信仰。我国考古发现屡见有远古时代的太阳纹图案。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距今8000多年的陶缸外壁上,刻划着“光芒四射”的太阳纹。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距今7000年的骨匕和牙雕器上,都刻有栩栩如生的双鸟太阳纹。河南郑州市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距今5000多年的陶钵口沿周围所绘的太阳纹多为12个,恰与一年12个月的历法观念相合。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距今约6000年的陶片上刻划一个鸡头正对着太阳的光芒,被称为“最古的金鸡拂晓图”。距今约5000年的山东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和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上,刻有“上为太阳形,下为山形,象太阳从山头升起的样子”的图形(图三:1—4)。这些太阳纹图案与金杖图案中的太阳纹都颇为相似,它说明中华先民太阳神崇拜观念产生的年代非常久远。
  
  2.“鸟”纹是“日精”和阳气的象征
  在“人头”纹的上方绘有并列的两只神鸟,均为圆目钩喙,面向太阳,双翅竖起,爪有三趾,作展翅向上腾飞状。这种神鸟的形体与三星堆K2②:94青铜神树上栖息的金乌非常相似,它们就是神话传说中的三足乌。
  三足乌是神话传说中负载太阳运行的神鸟,也是太阳的象征。《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训》说:“日中有跋乌。”高诱注:“跋,犹蹲也,即三足乌。”《论衡•说日》也说:“日中有三足乌。”这说明三足乌是负载太阳运行的神鸟,也被称为阳鸟。《文选•蜀都赋》说:“阳鸟迥翼乎高标。”刘渊林注引《春秋元命包》日:“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乌者,阳精。”我国古代术数观念中一、三、五、七、九奇数均代表阳气,故日中的鸟为三足乌。而三星堆、金沙祭祀坑出土的金冠带、金杖和铜人身形牌饰上,分别刻铸一、三、五个太阳纹图案,绝非偶然之事。薛综<赤乌赋>说:“赫赫赤乌,惟日之精,朱羽丹质,希代而生。”这里把三足乌喻为“日精”和“阳精”,说明它已变成太阳和阳气的象征。
  我国古代“金乌负日”的神话起源甚早,在考古资料中也屡有发现。河姆渡文化骨匕和牙雕器上的双鸟太阳纹,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双乌负日”资料。陕西华县泉护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器上绘有用弧线表示天穹,中有圆形太阳,下有双翅,双腿向后伸展,作神乌背负太阳行空飞翔的图案,正是典型的“金乌负日图”(图三:5)。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文化玉璧上,在刻有太阳纹的祭坛上站着一只神鸟,因玉璧是祭祀天神的礼器,故这里的神鸟也应是金乌的象征。到了汉代,洛阳西汉璧画墓星象图、马王堆汉墓T字型帛画上太阳里所绘的乌鸦和南阳东汉画像石中的金乌负日图像,就更为普遍了。在古埃及太阳神崇拜的传说里,太阳有时化为神鹰从东向西飞行,光芒四射,管理着世界,故神鹰成为古埃及宗教和王权的象征。叙利亚古神话也有神鸟负日的传说。因此,三星堆、金沙金器图案中的神鸟,正是太阳和阳气向上升腾的象征。
 
  3.“鱼”纹是黑暗和阴气的象征
  在鸟纹的上方绘有两只背部相对,鳞鳍清晰,体态丰肥。作向下游弋的鱼纹,它就是黑暗和阴气的象征。
  “鱼”本为生活在水中的动物。《说文•鱼部》:“鱼,虫也。”郑玄《礼记•昏义》注:“鱼,水物阴类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剥》引何妥注:“鱼为阴物。”这说明“鱼”本属阴性动物。贾公彦《仪礼•有司彻》疏引《尚书•中侯》说:“鱼者,水精。”因水属阴性,故“水精”即阴精,也就是阴性事物的象征。《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鱼偏枯,名日鱼妇。颛项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袁珂注:“据经文之意,鱼妇当即颛顼之所化。”《淮南子•天文训》说:“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以治冬。”颛顼是主管北方、冬季、阴气和黑夜的神灵,由其变化而来的“鱼妇”,自然也可以作为黑夜和阴气的象征。《左传•闵公二年》载:“归夫人鱼轩。”杜预注:“鱼轩,夫人车,以鱼皮为饰。”“夫人”属阴,故其车用鱼皮来作装饰。
  我国考古发现的鱼纹,如陕西西安市半坡、姜寨仰韶文化陶盆里绘制的鱼纹,二里头文化采:II•VTl07③:2、10号陶盆口沿刻划的鱼纹等,大都刻绘在盛水的器皿里。而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御龙升天帛画里,在表示北方和地下的左下隅亦绘一鱼纹,也应是黑暗和阴气的象征。
  
  4.“羽箭”是表示阳光升腾的象征
  在每只神鸟的身上都驮着一枚羽尾、长梃的平头神箭,直插到鱼头外侧眼部的上方。这样,每支神箭就成为联系神鸟和游鱼的桥梁,而鸟、鱼和羽箭也就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神箭是太阳升起、万物升腾的象征。“箭”本是一种用来射杀敌人和禽兽的远程兵器。《说文•竹部》:“箭,矢也。”《释名•释兵》说:“矢,又谓之箭。”箭,通作晋。箭、晋同属精母,音近义通。《释名•释兵》:“箭,进也。”《说文•日部》:“晋,进也,日出而万物进,从日、从臸。”《玉篇•足部》:“进,升也。”郑玄《仪礼•大射》注:“古文箭作晋。”郑玄《周礼•职方氏》注引杜子春曰:“晋,当为箭,书亦或为箭。”皆是实证。这说明“箭”有日出万物升腾之义。
  神箭的含义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里也有线索可寻。K2③:103—27号铜人形牌饰上所饰的五个人首箭身的太阳纹,面部双目圆瞪,头上光芒四射,身体四肢则似两层飞驰的箭翼(图一:3)。这五个人头朝下的太阳纹,表示太阳徐徐落山之意。但如果将铜牌饰颠倒过来,这里的人首箭身太阳纹,就是太阳冉冉升起的象征。
  神箭的含义还可以从甲骨金文“晋”字的构形得到佐证。甲骨金文“晋”字作: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卷7说:“晋,从日从,与《说文》篆文形近。……义不明。”这是说“晋”字“从日从瑶”构形的“含义不明”。《说文》谓“晋”有“日出而万物进”之义,《说文•至部》:“臸,到也。”段玉裁注:“不言至而言到者,至之得地者也。”甲骨金文“晋”字下从日,上从臸,当是表示太阳升到地上的会意字。在古人的宗教观念里,太阳升到地上就是太阳神的到来。也只有太阳神的到来,太阳才能露出地面,才能升腾到高空,普照万物。因此,“晋”字“从日、从臸”的本义是表示太阳神升到地上的意思,而“日出而万物进”则是它的引申意义。
  金杖、金冠带“人头、鸟、鱼和羽箭”母题图案的整体寓义,还可从《周易•晋》卦的卦象中得到启示。《晋》卦为《坤》下、《离》上,《坤》为地,《离》为日。《周易•彖传上》说:“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这说明“晋”是长进,就像光明出现在地面冉冉上升的样子。《周易•杂卦传》说:“晋,昼也。”《说文•日部》:“昼,日之出入,与夜为界。”孔颖达《春秋序》疏:“日之在天,随天运行,出则为昼。”太阳从地上升起,驱散黑夜,就成为白昼。《周髀算经》卷上说:“昼则阳,夜则阴。”《太玄经•玄》说:“一昼一夜。”范望注:“阴则为夜,阳则为昼。”《周易•系辞传上》说:“刚柔者,昼夜之象也。”韩伯康注:“昼则阳刚,夜则阴柔。”由此可见,古蜀金器“人头、鸟、鱼和羽箭”母题图案展示的正是一幅“日出为昼”所形成的阴阳消长变化的图式。
  5.古蜀先民“沟通人神世界”的媒介
  我们知道,商周青铜礼器上的动物图像多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左传•宣公三年》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说明“铸鼎象物”的目的,就是“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因此,张光直先生指出:“商周青铜上的动物纹样也扮演了沟通人神世界使者的角色。”是颇有见地的。金杖、金冠带都是祭祀神灵的法器,“人头、鸟、鱼和羽箭”母题作为它们的装饰图案,同样具有“沟通人神世界使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可以从“晋”字寓义与金杖、金冠带的名义相合得到说明。
  母题图案的寓义与金杖的名义相合。竹杖的金壳可名为晋。《淮南子•齐俗训》:“捂笏杖殳。”高诱注:“殳,杖也。”《广雅•释器》:“殳,杖也。”是“杖”可名为殳。《汉书•西域传》:“以金银饰其杖。”颜师古注:“杖谓所持兵器也。”而兵器柄部下端的鐏可称谓晋。郑玄《周礼•考工记•庐人》注引郑司农云:“晋谓矛戟下铜也。”《广雅•释诂二》:“(扌晋),插也。”王念孙疏证:“殳矛柄所插亦谓之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坤部》“晋”字注:“晋,假借为鐏。”可见竹杖的金质外壳也可名之谓晋,正与母题图案的寓义相合。
  母题图案的寓义也与金冠带的名义相合。金冠带可名为晋。“晋”,通作捂、缙。郑玄《周礼•考工记》注:“晋,读为捂绅之捂。”《周礼•典瑞》:“王晋大圭。”郑玄注引郑司农云:“晋谓插于绅带之间,若带剑也。”《穆天子传》卷1:“(扌晋)留。”郭璞注:“晋,犹带也。”《说文•系部》:“缙,帛赤色也。”《后汉书•杨彪传》李贤注:“晋,或作缙,浅赤,言带之色也。”金冠带为赤色,故亦可名之谓晋。因黄金为赤黄色,与太阳色彩相类,这也是三星堆、金沙祭祀坑所见祭祀太阳神的礼器多用金器的重要原因。
  金杖、金冠带都是古蜀国王或巫师祭祀太阳神时使用的法器。它们的色泽与太阳相类,它们的含义与其身上的图案都表示太阳上升、阴气消退的意义。这就使金杖、金冠带具有扮演沟通人神世界使者角色的职能。
  
  三、三星堆、金沙祭祀坑反映的太阳神崇拜
  
  三星堆、金沙祭祀坑出土以青铜神树和大型立人铜像为代表的大量青铜、玉石和黄金礼器反映的鲜明主题,就是古蜀先民浓烈的太阳神崇拜观念。
  
  1.青铜神树是神话传说中的扶桑
  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K2②:94号青铜神树,残高3.9米,下有圆形底座,树干挺直,树顶略残。树枝分为三层,每层各有三枝,每枝上各立一鸟。树干上攀着一只头朝下、尾在上的神龙(图四:1)。这棵形体庞大、造型精美的青铜神树,不论是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里,还是在我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里,都属于形体最为宠大的器物。
  这棵神树就是神话传说中的扶桑。《三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文选•玄思赋》李善注引《古州记》说:“叶似桑树,长数千丈,大二十围,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这里的“扶桑”就是《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说“汤谷上”的“扶木”,枝上站立的“鸟”即三足乌。《淮南子•天文训》说:“日出于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这说明东海汤谷里生长着一棵名叫扶桑的神树上居住的10个太阳,每天由三足乌驮着轮流值日。每当一个太阳升起,其它9个就在神树上休息。青铜神树上9个枝头所立的青铜鸟应即三足乌,也是太阳的象征。这正与扶桑树“九日居下枝”的记载相合。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这棵青铜神树就是神话传说的扶桑,是正确的。
  在昆仑西极还有一棵名叫若木的神树。《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灰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日若木。”《文选•月赋》李善注引此经“若木”下有“日之所出入”五字。《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王逸注:“若木在昆仑西极,其华照下地。”《淮南子•地形训》也说:“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末有十日”即树枝上居有十日。这说明若木生长在昆仑西极太阳下山的地方。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海汤谷的扶桑树上升起,到了黄昏就落在西极的若木树上休息。
  必须指出的是,神话传说中的扶桑与若木,本应是一棵神树的不同称谓。《说文•又部》:“聂,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搏桑,聂木也。”段玉裁注:“当云:聂木,搏桑也,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也。”“聂”是若字古体。袁珂《山海经•大荒北经》注:“今案《说文》所言是东极若木,此经及《海内经》所说乃西极若木,不得同也。”因东海的“扶桑”与西极的“若木”本是一棵供太阳栖息的神树,只是在太阳升起和落山处的不同称谓罢了。
  
  2.大型青铜立人像是太阳神的象征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里,还出土一尊大型青铜立人像和54件铜人头像及20多件大小青铜面具(图四:2)。特别是那尊大型青铜立人像,铜人身体修长,立于方座之上,头戴高冠,纵目大耳,手握环状,身穿长襟。身高1.82、座高0.8,通高2.62米。他的形体高大,神态庄严,铸造精细,当是与青铜神树相配合的祭祀对象。他就是古蜀先民顶礼膜拜的太阳神偶像。
  商周时期奉祀的日月天神,在《山海经》、楚帛书等文献里都有记载。《海外南经》载:“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日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大荒西经》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这说明帝俊之妻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这个天神帝俊就是太阳和月亮的父亲,也就是日月之神。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创世神话说:“日月(俊)生……帝(俊)乃为日月之行。”这里也说“日月”是由帝俊产生的,可见帝俊为日月之神的传说,产生的年代非常久远。
  在商周时期人们的观念里,日月之神就是上帝明神,也是人君的象征。《国语•周语上》载:“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视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韦昭注:“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礼记•杂记下》记录孟献子的话说:“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周以十一月为岁首,周历“正月”即夏历十一月。“日至”谓冬至。这是十一月冬至日祭祀“上帝”的事例。郑玄《礼记•郊特牲》注:“天之神,日为尊。”孔颖达《诗•小雅•十月之交》疏:“日者,太阳之精,至尊之物。”这就是古人把日神视为上帝神明的原因。《后汉书•五行志六》引《日蚀说》云:“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也。”郑玄《诗•北风•柏舟》注:“日,君象也。”太阳神是人君的象征,古代君王率领臣民对太阳神顶礼膜拜,自然有利于巩固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地位。
  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扶桑”神树来看,古蜀先民的太阳崇拜与《山海经》所载“十日”和日月之神“帝俊”事迹,应属同一神话故事的范畴。因此,这尊大型青铜立人像很可能就是日月之神“帝俊”的偶像。
  
  3.大型青铜立人像也是古蜀王国的祖先神
  值得注意的是,大型青铜立人像有可能也是古蜀王国奉祀的祖先神。《山海经》里的日月之神帝俊,就是商周两族的高祖。殷墟卜辞有“高祖(俊)”,“高祖”即远祖。商周时期盛行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宗教观念,帝俊这位声名显赫的日月之神,也就成为黄帝及古蜀国君的先祖。《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帝俊生帝鸿。”《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昔者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杜预注:“帝鸿,黄帝。”《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贾逵云:“帝鸿,黄帝也。”“浑敦”即混沌。《庄子•应帝五》说:“中央之帝为混沌。”《吕氏春秋•季夏纪》谓“中央土……其帝黄帝”。所谓“帝鸿”有不才子“浑敦”,乃神话传说之变异,故袁珂说“帝鸿即浑沌”,乃是“黄帝名号”,是正确的。可见,黄帝乃帝俊之子。
  必须指出的是,巴蜀文化虽然有着明显的地方特征,但在整体上如冯汉骥先生所说:“仍是在中原文化范围以内的一种地方性文化。”任乃强先生指出:古蜀先民“蜀山氏”是中原姜族的支脉“从松潘平原循岷江河谷南下,寻找更好的耕地,……进入成都平原”后才形成的。但据史书记载,商周时期古蜀国的统治者应是黄帝族的支庶。《大戴礼记•帝系篇》载:“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产颛顼。”《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日昌仆,生高阳。……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若水”即汝水,源于今河南嵩县,经汝阳、汝州、汝南等地,在淮滨人淮。这说明帝颛顼乃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所生。《华阳国志•巴志》说:“(巴蜀)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蜀志》也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里的“帝喾”乃帝颛顼之误。《史记•三代世表》记载褚少孙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这说明古蜀国王本“黄帝后世”帝颛顼之支庶。
  古蜀国君为帝颛顼之支庶,在《山海经》里也有线索可寻。《大荒北经》载:“有叔歇国,颛顼之子,食黍,使四鸟:虎豹熊罴。”这里的“叔”是排行,“歇”,通作蜀。《说文•虫部》:“蜀,葵中蚕也。”《玉篇•虫部》:“蜀,桑虫也,亦作蠋。”《广韵•烛部》:“蜀,亦作蝎。”《说苑•立节》“王歜”,《史记•田单列传》“王蠋”。皆是其证。故颛顼之子“叔国”就是古蜀国。这说明《华阳国志》所载古蜀君为“黄帝、高阳之支庶”,是信而有征的。
  还要说明的是,目前学者多把“帝俊”视为帝喾或帝舜,这是不恰当的。《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说:“帝喾名垒也。”《初学记》卷9引《帝王世纪》云:“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夋”同俊。《山海经•大荒本经》:“帝俊生后稷。”郭璞注:“俊,宜为喾。”《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帝俊妻娥皇。”《列女传》说:“舜妻帝尧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故郭璞《山海经•大荒东经》注:“俊,亦舜字,假借音也。”这就是目前学者多视“帝俊”为帝喾或帝舜的缘由。《大戴礼记•帝系篇》载:帝喾“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日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氏之女也,日简狄氏,产契。次妃日陈隆氏,产帝尧。”这说明“帝俊”也是商周两族及帝尧的先祖。《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普》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等处。”这些记载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说昌意:“生高阳,是为帝喾”的说法相合。我们若视“帝俊”为帝喾,则日月之神“帝俊”亦即蜀王先祖的脉胳自可圆通。然而,这种说法一则难以弥合“帝俊”到底是帝喾还是帝舜的矛盾,二则也与古史多谓“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的记载相悖。其实帝俊、帝鸿、黄帝及其后世帝颛顼、帝喾、帝舜、后稷、契等,都是神话传说人物。商周时期当人们把神话与古史传说人物相结合的时候,也就是把“神话传说演变为历史的时候,所造成的复杂的矛盾的情况”,应是非常自然的事了。帝俊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最为显赫的人物,他不仅是日月之父,也是至高无尚的上帝。黄帝既是神话传说五帝中的“中央天帝”,也是古史传说中最为显赫的人文始祖,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后稷和契等,都是他的子孙后代。这样,在商周时期的宗教观念中把黄帝视为“帝俊”之子,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后稷、契以及古蜀国王,都属于上帝帝俊的子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也应是古蜀国君先祖帝俊的象征。
  
  4.古蜀祭祀坑是祭祀“日出入”活动的遗存
  世界各地的古老民族都盛行太阳神崇拜的习俗。我国商周时期的太阳神崇拜以祭典“日出入”为其重要特征。《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蜗夷,曰旸谷。寅宾日出,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陕,鸟兽毛。”
  这里所说的“日出”、“日永”、“纳日”和“日短”,指的正是我国古代二十四节气中最基本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时”,也就是一年四季的分点,即所谓“二至二分”。其中的“寅宾日出”,郑玄注“谓春分朝日”,即春分时敬迎日出的祭典;“寅饯纳日”即秋分时敬送日落的祭典。从星象学考察,《尧典》底本写成的年代不晚于夏代末年。这说明我国古代在春分、秋分日祭祀日出、日落的礼仪,早在夏商之际就已产生。
  这种祭祀日出、日落的典礼,在殷墟卜辞里有明确的记录。例如:
  (1)戊戍卜,内,呼雀(束戌)于出日于入日。
  《合集》6572
  (2)乙酉卜,又出日入日。
  《怀特》1569
  (3)王其观日出,其截于日,(网剌)。
  弱祀。
  弱(网剌)。
  其箫涡,王其焚。
  《屯南》2232
  (4)癸未贞,甲申酒出入日,岁三牛。
  《屯南》890
  这些卜辞中的祭“出日、入日”典礼,常用牛来作牺牲。正如宋镇豪先生所说:“出日”指东方日出,“入日”指西方日落。太阳不可能同时出入,而祭“出日、入日”也“决非指天天拜祀日出日落”。故“出日、入日”应是个特定的历法概念。“截”,《诗•大雅•常武》毛传谓:“治也。”商王“观日出”和“截于日”,当是“观察日出而治祭日神”之义。特别重要的是,商王“‘观日出’的地点是在‘涡’地(涡,通作埚、嵎,在今山东沿海地区),与《尧典》说的‘宅蜗夷,日肠谷。寅宾日出’,全相密合,绝非偶然”。韦昭《国语•周语上》注:“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拜日于东门之外。然则夕月在西门之外也。”《礼记•祭仪》也说:“祭日于东,祭月于西。”这说明夏商时期春分祭日出、秋分祭日落的仪礼,到了周代已演变为“春分朝日”于东门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门之外的习俗了。
  由此可见,三星堆和金沙祭祀坑出土金杖、金冠带图案所展示的太阳升起,驱散黑夜,阴阳消长变化的图式,正是商周时期古蜀先民“春分朝日”出的反映。而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K2③:103—27号人形铜牌饰上五个头朝下的箭身太阳纹,所展示的正是“秋分祭日落”的象征。三星堆、金沙祭祀坑出土以青铜神树和大型立人铜像为代表的大量文物,正是古蜀先民“春分朝日”出,“秋分祭日落”的遗物。
  
  结语
  
  我们通过三星堆和金沙祭祀坑出土金杖、金冠带图案寓义以及古蜀先民太阳神崇拜观念的探索,对三星堆文化可以得出几点粗浅的认识:
  
  1.三星堆和金沙商周祭祀坑出土的金杖、金冠带,都是古蜀国王祭祀太阳神时使用的法器。这两件金器上的“人头”纹是太阳的象征,“鸟”纹是“日精”和阳气的象征,“鱼”纹是黑暗和阴气的象征,“羽箭”是阳光升腾的象征。这则以“人头、鸟、鱼和羽箭”为母题的图案,正是一幅展示太阳上升、阴气消退的生动图式。
  
  2.中国古代的太阳神崇拜习俗,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陶缸上的太阳纹已见端倪。而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骨器上的“双鸟太阳”纹,陕西华阴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金乌负日”图,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陶片上的“金鸡报晓”图,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玉璧上刻绘太阳纹祭坛上的立鸟图,乃至《山海经》中的“金乌负日”和“帝俊妻”生日月的神话,都说明我国古代以“金乌负日”为核心的太阳神崇拜习俗,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分布广袤,影响深远。这就是殷墟卜辞和《尚书•尧典》所载祭“出日、入日”的根本原因。
  
  3.三星堆和金沙商周祭祀坑出土以青铜神树、大型青铜立人像为代表的大量文物,是古蜀先民太神崇拜的产物。青铜神树是神话传说中的“扶桑”和“若木”的象征,也是祭祀活动的中心。大型青铜立人像是太阳神“帝俊”及古蜀先祖的象征,也是祭祀的主要对象。大量青铜人头像是古蜀各部族先祖的象征,也是配列于大型青铜立人像两侧的祭祀对象。那些各种青铜面具当是巫师们在祭祀作法时佩戴的。这里的商周祭祀坑则是古蜀先民祭祀“日出入”活动的遗存。
  综上所述,太阳神崇拜是古代人类世界最为普遍的宗教信仰,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祭祀坑出土以青铜神树和大型青铜立人像为代表的大量文物,则是中国古代太阳神崇拜最为典型的实物见证。这里出土相关文物的数量之众多、造型之精美、内容之丰富、气势之恢宏,着实令世人惊叹!三星堆和金沙祭祀坑的重要发现,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远古时代的太阳神崇拜习俗,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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